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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氧气罐带来了吗？”我问，一只手紧抓着前排座椅，仿佛是抓着过山车上的控制杆。

“没有。”让-克洛德心不在焉地说，一边咬着下嘴唇，一边见缝插针，操纵着这辆12英尺宽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既要躲开迎面而来的卡车，还不能碰到这条被冰雪覆盖的道路左边那些难以逾越的树篱和深沟。

理查把烟斗拿开了一会儿。我刚刚才决定，我应该再靠得近点儿，把手伸向它，也就是他的烟斗，因为这东西好歹是个热源，这辆汽车那个所谓的“加热器”太不顶用了。“不会是氧气罐，”理查闷闷不乐地说，“还记得吗，芬奇会直接把那些东西从苏黎世送到我们的船上装船。”

天黑了。我们的晚餐是冷冻三明治，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冷冻食品，里面有很多冰碴哩，放三明治的食盒此时大部分地方都有积雪，而一保温瓶热汤早在十个小时之前我们到达伦敦西北部郊区的某个地方时就已经凉透了。

雪还在不停地下。沃克斯豪尔汽车微弱的前大灯射出的灯光也就和两根摇曳蜡烛的光差不多。这倒无所谓，反正也没有别人傻到在这样的晚上上街。没准儿让-克洛德一心盼望的满月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早就升起来了。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落雪打着旋儿，这个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让-克洛德顶着风雪坚定地向前开着，一边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白茫茫的黑暗，一边眨眼，把落在眼睛上面未融化的雪花抖落。

“我们这是去斯诺登峰。”理查说。一阵狂风刮起，摇晃的车身两侧、车顶和窗格都漏风，他的烟斗灭了。

“不。”让-克洛德严肃地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笑还是在刚过了伯明翰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们并没有到达他的那个目的地。首先，一路上都很好使的两个轮胎被刺破了，这下子我们就更到不了目的地了。很幸运，迪克・萨默斯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把两个完好的备胎绑到了这辆沃克斯豪尔汽车的左后脚踏板上（因此我只能从右侧上下后座）。不幸的是，我们终于发现，顶着呼啸的暴风雪更换备胎所需的千斤顶和其他工具肯定都被放在这辆巨大的沃克斯豪尔汽车里的一个小行李箱中了。关键是这个行李箱被锁住了。更关键的是汽车点火钥匙居然无法将之打开。而我们的车坏在了路中央，如果恰巧有一辆卡车或其他汽车快速从雪花纷飞的黑暗中驶来，那我们几个的末日就到了。（我们甚至连个手电筒都没有，或者按照理查的叫法，称之为“torch”[29]，连蜡烛都没有，更别提照明火把了，所以压根儿就别想把这些东西摆在路上警示其他车辆。）

那天夜里，我们几个骂骂咧咧，就像是编制了一张非常厚的脏话毯子，而我肯定这张毯子至今飘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久久无法散去。

最后，我们中有一个人想到，或许这个行李箱只是被冻住了，而不是锁住了，所以只要使劲儿敲击那个依靠合页连接的箱盖即可。结果，并没有费多大力气，那个小小的金属片就一下子翻了上来，只见里面有千斤顶，轮胎撬棒等物，而这些工具看上去像是适用于比这辆庞大笨重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小上好几圈的汽车。

这倒无所谓。反正我们只用了九十分钟就把轮胎换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叫作瑟里吉卓迪恩的地方，在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过夜，那里房费特别高，而且不是很干净。我们到得太晚了，他们之前供应的温热食物都已经没有了，店主也没有打开厨房，让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公共房间里有一个壁炉，尽管店主回房睡觉时走上前来，仿佛是想告诉我们，不要再往火里添煤了，可一看到我们三个人愤怒的目光，他便灰溜溜地没敢走过来。

我们一直在这团小火边待到半夜，希望能够暖和过来。随后我们拖着脚步去了客房，房间很小，充斥着一股怪味儿，而且几乎和沃克斯豪尔汽车一样冷。因为J.C.告诉我们，周六晚上我们得在外面露营，所以我们带来了最好的羽绒睡袋，可这个窄巴巴的房间太冷了，那股子气味儿难闻得要命。凌晨3点左右，我只好多穿上几层外套，步履艰难地走了回去，看看能不能再把炉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