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6页）

“天哪！”阿达拉喊道。“你该不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吧？”

“没有，当然没有。”阿达拉走进医院的时候，他正打算打电话到警察局。格里姆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指一直抖个不停。担心自己会因焦虑造成迷走神经故障而晕厥。或是吓得尿在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

“咱们好好想一想吧，”阿达拉思索着。“他现在一定在游荡……他在哪儿失踪的？”

“在斯汀森。”

阿达拉轻声重复着这个地名，用手指紧紧按住卷宗，似乎一松手它就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式精神病院的办公室飞出去，飞到黑呼呼的半空中。他的情绪舒缓了一点。“把尸体从停尸间拖到灵柩车上去的是哪个护理员？”

“洛尔是一个。我想还有弗兰克·杰苏普。”

“把他们叫来这儿来。”阿达拉忘记了不体面的裤子，起身走到满是污垢的窗前。窗子有半年没洗刷过了。“你的责任是保密，”阿达拉严厉地说，“绝不许任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懂吗？”

“是。”格里姆立即回答。

“还有，给我查出来他是怎么从E区逃出来的。”

“是。”

“如果任何人……向工作人员，或是向报界泄露，就开除他。不许报警，不许发布新闻。把他们叫到这儿来。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你说是不是？现在就给我把那两个护理员找来，马上！”

“罗尼，觉得好些没有？”

“我挺好，”矮胖的青年冷冰冰地说。“好不好又怎么样？你到底想干点什么？说实话。”

在罗尼把身体移开时，迪克·科勒医生能感觉到廉价的床垫弹簧在这个病人身下蹦蹦地弹起。病人一下子躲到床头，好像科勒要对他图谋不轨似的。罗尼闪动着眼睛，满腹狐疑地打量六个月来一直在为他治病的这位大夫——同时也是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和老师。他仔细观察着医生开始变得稀薄的卷发、棱角分明的面孔和瘦窄的腰身。他好像在努力记忆科勒医生的这些身体特征，将来好向警察报告。

“你感到不舒服吗，罗尼？”

“我不行，我干不了，大夫。我怕。”他像小孩受了冤屈似的抱怨着。忽然间他又变得理智起来，用正常的语气说：“我最怕电动罐头刀。”

“厨房里的？你不喜欢厨房里的干活？”

“不不不，”他哀诉着。“罐头刀。我受不了。你怎么老是不懂呢？”

科勒医生伸腰打了一个大哈欠，他困得支持不住了。凌晨三点他就醒了，九点钟来到这所恢复治疗中心，一直待到现在。科勒带领病人们做早饭、洗碗碟。十点钟，他打发四个病人做些零工，和员工讨论病患，以及调解病人之间的小纠纷。

剩下的时间他得照料另五名病人，他们有的没被雇作帮工，有的在休息——今天是星期天。科勒和这几个年轻的男女病人分别进行心理治疗谈话，然后分派他们进行日常家务事。他们分成小组去做对正常人来说极为简单的工作：削马铃薯，洗生菜，打扫门窗、洗手间，将垃圾分类处理，互相大声朗读。病人们有的低头皱眉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咬嘴唇、揪眉毛，哭着喊着不肯干。但是最后都把事情做完了。

后来就出事了。

吃晚饭前，罗尼犯病了。他旁边的一个病人用电动罐头刀打开一个金枪鱼罐头，罗尼惊叫着逃出厨房，引起连锁反应——好几个病人都歇斯底里发作。科勒医生终于维持住秩序，让他们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吃饭。吃完饭，洗了碗碟，收拾好房间，做完游戏，又经过详细商量决定该看什么电视节目。最后病人就着果汁吃药片，或是喝下柑橘味道的氯普马嗪。这就该睡觉了。

科勒顺着一层楼的过道走去，跟还没睡觉的病人道晚安——他们正和在休息室看电视的夜班护理员聊天。

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一阵微风，科勒不由得信步走到户外。已经十一月了，今晚天气却暖和得出奇。这使他想起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就读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夜，他从联合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机上走下来。那一年他经常往返于拉瓜地亚机场和罗利—杜拉姆机场之间。那一夜他从纽约度完感恩节回来。假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曼哈顿的玛瑞山精神病院度过的。接下来是星期五。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听他侃侃而谈。老先生坚持要儿子学内科——甚至说，如果年轻人不按他的设想选择专业，他就不出钱供他念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