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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电话有没有牵涉到我?”
“一个打给哈伦·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去帕萨迪纳,有些生意上的事情。他没回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找他,不过最后他总算和我通了话。我跟他说:我很抱歉,但我要走了。”说这些话时,他斜睨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拂着纱窗的金钟花丛。
“他怎么样?”
“他很难过。他说祝我好运。问我缺不缺钱,”特里刻薄地一笑,“钱。这是他的常用语汇里的第一字。我告诉他钱我够了。然后我打了电话给西尔维亚的姐姐。同样的故事。就这些。”
“我想问一句,”我说,“你在客宅里发现过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吗?”
他摇摇头。“我没这么做过。不过要发现一点儿不难。一点儿不难。”
“咖啡要凉了。”
“我喝不下了。”
“不少男人,啊?可你照样回头跟她复婚。我承认她很漂亮,尽管如此——”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条好汉。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离开她?我为什么每次见到她之后就喝得臭气熏天?为什么我宁愿跌进阴沟里也不伸手向她要钱?除了和我,她还结过五次婚。只要她勾勾指头,随便哪个都会回头。不光是因为百万资产。”
“她相当漂亮。”我看了看表,“为什么非得坐十点十五分从蒂华纳走的飞机?”
“那班飞机总有空位。洛杉矶没人会愿意搭乘DC-3(4)翻山越岭,他们可以坐康尼,七小时就到墨西哥城。再说我要去的地方康尼也不停。”
我站起身,靠在水槽边。“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请别打断我。今天早晨你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况下来找我,想让我送你去蒂华纳赶早班飞机。你口袋里揣着手枪,但我未必看得出来。你告诉我你已经忍了很久,昨夜你终于忍无可忍。你发现你老婆醉得不省人事,并且有个男人和她在一起。你离开她,去了土耳其浴室消磨时间,直到早晨。你给你老婆的两个最亲近的家人打了电话,告诉了他们你打算干什么。你去哪里跟我无关。你有进入墨西哥所需的证件。你如何过去也跟我无关。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想,只是照你吩咐的去办。我为什么没多想?你一分钱没给我。你有车,可你感觉很糟糕,不想自己开车。这也是你自己的事。你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你在战争中负过重伤。我觉得应当把你的车开过来,找家车库寄存。”
他把手伸进衣服里,掏出皮制钥匙夹,从桌上推过来。
“听上去如何?”他问道。
“要看是谁在听了。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和你岳父给的一些钱,你没带走她给的任何东西,包括那辆停在拉布里亚街和喷泉之间的漂亮玩意儿。为了将来,你想尽可能走得干净。好吧,我可以接受。我现在要去刮胡子换衣服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马洛?”
“你可以趁我刮胡子的时候喝些酒。”
我走了出去,留他一个人蜷缩在早餐区。他没脱帽子和大衣,但看上去有生气多了。
我走进盥洗室,刮了胡子。回卧室打领带时,他走了过来,站在门口。“我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他说,“我一直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
“要打你自己去打。我又没什么要报警的。”
“你要我报警?”
我飞速转过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妈的!”我几乎是在对他吼叫,“老天,你能不能别再惹麻烦了?”
“我道歉。”
“你当然得道歉。像你这样的人总是在道歉,而且总是道歉得太晚。”
他转过身,沿着走廊走回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上卧室门。我走进客厅时,他已经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脑袋歪向一边,脸上毫无血色,身体精疲力竭,耷拉在那儿。他看上去真可怜。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慢慢地清醒过来,好像他和我之间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等他将注意力移到我身上,我说道:“那个箱子怎么处理?那白猪皮做的东西还在我壁橱最上层搁着。”
“里面是空的,”他说,毫无兴趣的样子,“而且太招眼。”
“你要是两手空空没行李,会更招眼。”
我走回卧室,踩着壁橱内的梯子,把那东西从高处的架子上拖了出来。天花板的正方形活门刚巧在我头顶,于是我顶开活门,尽可能地伸进手去,把他的皮制钥匙夹丢到一根蒙着灰尘的梁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