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3节（第2/3页）

这一天，我离开静子后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如果说之前我对完成我的使命毫无信心的话，那么之后我是有了一些信心的，因为我发觉静子对腾村不怀好感。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至少在心理上，我在静子面前不再像以前那么畏手畏脚，不敢过于深入地探问情况。我也许是个过分谨慎的人，工作经常因为谨慎陷入僵局，这天分手前，我大胆又隐蔽地迈出了一大步，以“据说”的方式向静子表示：她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静子断然不信——不信才好，如果她知道这情况，就说明她是同谋，以前我们对她的判断是错的。让我更称心的是，她没有追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而是拿出种种证据否认我，说服我。显然，她没有怀疑我。那么我想，既然这只是“是非”之争，下一步我的任务就是去收集一些说服她的证据。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之前我已同林婴婴达成共识，就是：让静子确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这是第一步，必须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向她揭发腾村在搞的阴谋诡计——这应该是第二步，第三步当然是得到她的帮助。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的工作计划被迫停止下来。首先，我们接连遇到了几件麻烦事，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星期天，我和静子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满大街张贴着捉拿老A的通缉令：

高宽，原名张卫国，1907年出生，浙江江山人。身高五尺七，体形偏瘦。当过演员，曾主演过《四万万》《白蛇传》等多部电影和话剧。1933年加入共匪，长期在华东从事地下叛乱工作。1938年到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9年被派回上海，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40年6月调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前委书记，人称老A。

通缉令上有三张图片，两张是过去电影海报上复拍下来的五寸照片，年轻、英俊，一定能唤醒很多人的记忆，因为那曾是两部红极一时的电影。但海报上的样子毕竟是“明星照”，化妆味很浓，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许并不相称。所以，最大的一张图片是画师画的，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台下的相貌。这张图片很大，有一尺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两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我记得，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时曾向我们说起过老A这个人，说他因为当过演员，擅长装扮，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师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不同。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丰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

通缉令的出现，使我不敢直接回家，怕出了什么事。我紧急约见林婴婴。我们去了单位，是在她办公室里见的面，她承认，杨丰懋确实不是真正的老A，但我们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是王天木干的好事!他最近一直在南京，并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由于皖南事变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给重庆政府极大压力，蒋介石一时不便再出手打击共产党。可“心腹大患”不除又不甘，重庆便很不要脸地玩了一招“借刀杀人”，暗中勾结汪伪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在华东各地的资料拱手送给了汪伪政府，让伪政府出面打击。这不失为一个高招，我们组织的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

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反特行动”中，老A的通缉令，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四处传播，到处张贴。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王天木的话说，老A擅长乔装，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这样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