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 围城里的挣扎（第25/37页）

“但愿我在这儿工作不会让您感觉不快。”康纳说。

“我完全没问题。”瑞秋平淡地回答。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聊到这个问题。

瑞秋想过辞职。

在珍妮就读过的学校工作总让她感觉苦乐参半。操场上瘦得像芭比娃娃一样的女孩子纷纷从瑞秋身边经过，她总能在她们身上看见珍妮的影子。夏日午后，见到妈妈们来学校接孩子们放学，瑞秋便会想到许多年前的夏天，她也曾带着冰淇淋来学校接自己的一双儿女。看到妈妈手中的冰淇淋，孩子们的小脸总会兴奋得发红。珍妮去世后的这些年，瑞秋对圣安吉拉小学的回忆历久弥新。直到康纳·怀特比出现，驾驶着轰鸣的摩托车从瑞秋柔软的黑色回忆中驶过。

瑞秋最终选择留下。她享受于自己的工作，并认为应该离开的不是自己。更重要的是，即使为了珍妮她也不该逃离。瑞秋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男人，每一天，无论他做了什么。

他若真的杀害了珍妮，又怎么会和她母亲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又怎会说出“我仍然想着她”这种话？

瑞秋睁开眼，感觉一只名为“愤怒”的小球卡在嗓子眼。除了愤怒，还有“未知”，该死的未知。

她往洗澡水中添了些冷水。

“一切都源于未知。”一位身材娇小、长相优雅的女人曾这样说。她是谋杀受害者互助组的一位成员，瑞秋和丈夫参加过几次互助会。他们坐在查兹伍德区一个冰冷的社区礼堂里，颤抖的手握着装着速溶咖啡的一次性塑料杯。那女人的儿子在一次板球练习后被人谋杀于回家的路上。由于没有目击证人，那孩子无声无息、不明不白地去了。

“都因为该死的未知。”

那女人声音柔美，发音与英国女王极像，听她说话就像在听女王宣誓一样。

“我不愿对你说这些，亲爱的。可知道了真相并不会让你好过一些。”一个矮胖的红脸男人打断了她。谋害他女儿的凶手已被送进监狱。

瑞秋和艾德都很不喜欢那个红脸男人，他们不再去互助组都是因为他。

人们总认为悲剧使人明智。悲剧似乎能自动将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但瑞秋不这么认为。悲剧使人变得可怜且充满恨意，不会带来什么智慧或领悟。对于人生，瑞秋并没什么高见，仅仅认识到它随意、残忍。一些人残忍地杀人，一些人残忍地被杀，我们都有可能因为自己不经意的错误付出巨大代价。

瑞秋用冷水打湿毛巾，像发烧的病人一样敷在额头上。

七分钟。她的错误能用分钟衡量。

马拉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连艾德都不知道。

那时候珍妮时常抱怨自己整天都打不起精神。“多做些运动。”瑞秋不断对女儿说，“别那么晚睡觉。多吃点东西！”珍妮简直瘦得皮包骨。后来，珍妮抱怨自己的后背隐隐作痛。“妈妈，我真心觉得自己患上了腺热。”瑞秋听罢预约了巴克利医生，希望检查之后女儿能意识到自己身体无恙，只需要做好妈妈建议的事就行。

珍妮通常在惠康比站下公交。瑞秋原计划去高中接女儿，直接把她领到巴克利医生的诊所。她那天早晨还提醒过女儿。

然而瑞秋迟到了七分钟，待她行驶到街角珍妮已经不在那儿了。“她一定是忘了。”瑞秋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珍妮讨厌等待。这孩子实在没耐心，瑞秋又不是准时准点的公交司机。那年头还没有移动电话。瑞秋别无选择，只能在车内等，十分钟后她无奈地开回家打电话取消预约。

瑞秋其实并未感到担心。她明白珍妮的身体好得很，预约医生只不过是为了让珍妮安心。过了许久，直到嘴里塞满三明治的罗布问珍妮去哪儿了，她抬头看时钟的那一刻才开始感到一丝恐惧。

没人见到珍妮在路旁等母亲。瑞秋从未想过短短七分钟会给她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来，瑞秋从警察的问询中得知，珍妮约于三点半出现在康纳·怀特比家，他们还一起看了会儿录影带（多丽·巴顿的《朝九晚五》）。之后珍妮说自己有事要去卓士活区，康纳便把她送到火车站。除了康纳，没人见过珍妮。人们甚至不记得她是否上了火车，有没有到达卓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