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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所有的欧盟航班都被停飞了,因此孩子被暂时送往了附近的一家葡萄牙医院进行抢救。那一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立刻飞到她身边去。但是彼得打消了我的这个念头。他向我保证,等孩子的情况一稳定下来,就立刻用直升机把她送回英格兰来。
双胞胎中有人生还的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我慢慢冷静了下来。彼得告诉我,飞机在准备紧急迫降之前很有可能发生了火灾,所以杰西(或者是波莉——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她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大概也因此受了伤。但他们最担心的是她会因体温过低而有生命危险。接着,在征得了我的同意之后,他们用棉签从我嘴里提取了一些唾液,以便带到葡萄牙去进行DNA检测,确认她是否真的是双胞胎之一。我想,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比自己被一根大棉签划过口腔内壁,同时期盼着自己亲人的消息更让人感觉不真实的了。
几周后,在一次“277互助会”的活动上,梅尔告诉我,当她和杰夫听说杰西幸存下来的消息时,一直都没有放弃希望,还总是幻想着罗琳也许被海浪冲到了某个小岛上,此刻正等着别人来营救她呢。在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后,航空公司特批了一架专机带家属们飞往葡萄牙海岸,让他们可以到距离坠机地点最近的地方去看一看。当时,我因为忙着照顾杰西根本就脱不开身,所以并没有随机前往。不过,大部分“277互助会”的成员都去了。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梅尔和杰夫望着海面黯然神伤的场景,都会心痛不已。
也许是航空公司内部有人泄露了双胞胎之一幸存的消息,打电话来我家询问的人真的是络绎不绝。无论是《太阳报》的记者还是《独立报》的编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无非就是“你感觉如何”、“你觉得这是个奇迹吗”。老实说,为了应付他们无休无止的提问,我的注意力确实暂时从悲痛中转移了出来。但是,失去史蒂芬他们的痛楚还是不时地会像潮水般涌来,被一些最不起眼的琐事激起来。不管是一幅展示着一对亲密母子画面的汽车广告,还是一段婴儿和小狗在地上乱爬的卫生纸广告,都能让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没有电话打扰的时候,我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追踪世界各地针对此事的报道上。虽然调查人员早已经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是各路专家对于事情的起因显然还是各持己见。就像梅尔和杰夫一样,我想我也始终无法泯灭自己内心对于史蒂芬还活着的期望。
事故发生两天后,杰西就被转移到了伦敦的一家私人医院里,接受多位专家的会诊。她身上的烧伤并不严重,但不免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同时,尽管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她的神经系统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她始终还是没有睁开眼睛。
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很好,给我和杰西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在我等待杰西的医生签发探望许可时,他们还专门为我准备了一间休息室。我坐在休息室里那张舒适的罗兰爱思12沙发上,整个人依然沉浸在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中,只好随手翻阅杂志来解闷,不知不觉竟打起了瞌睡。
突然,走廊上的一阵骚动将我从梦中惊醒了。只听一个男人厉声喝道:“你说我们不能去看她是什么意思?”紧接着,旁边又传来了一个女人的附和声:“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她的家人呀!”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马上就意识到在外面叫嚣的人是谁了。那是谢莉的母亲玛丽琳·亚当斯,以及她的两个儿子,杰森(他坚持让我叫他小杰)和基斯。史蒂芬曾戏称他们为“亚当斯一家”。当初,谢莉从家里离家出走后,一直竭尽所能想与他们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但是,善良的她最终还是邀请他们来参加了她和史蒂芬的婚礼。那也是我最后一次有幸“陪同”他们。虽然史蒂芬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亚当斯家的那些人都应该被关进大牢里,但是对于他们的出席仍然表现得落落大方。在我看来,他们家的人不仅十分势利,而且缺乏教养,还总是喜欢教训别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表面上装作楚楚可人,但背地里却是另一副嘴脸。除此之外,小杰和基斯两兄弟的品味更是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甚至还用时下最红的名人或球星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我听说他们俩有一大群孩子,而且都是和不同的女人生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