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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查一下?”斯特恩问。他的语气中是不是带有一点点指责的味道?他看着自己衬衫袖子上的一截线头,但当他的眼神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时,我却感觉就像镭射激光一样犀利。
“可以考虑一下。”最后,我说道。
“嗯,嗯。”斯特恩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他指着肯普,让他作一下记录,“我觉得,在州检察院那边的证据尚未定论之前,我们暂时不应该往这个方面查。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对这些文件记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最后又发现这种怀疑是错误的。”他这番话虽然是对着肯普说的,但显然,是要让我明白其重要性。
斯特恩又伸出手,拿来了一沓文件。他看了看表,那是一块超薄的瑞士金表。我的传讯四十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斯特恩要提前到达法庭。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把证人的情况简要说一说,我大致说了我看完证人名单后的想法。我说,莫尔托和尼可暂时还没有提供任何证词,但另外两个证人,也就是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和雷蒙德已经给出了证词。斯特恩心不在焉地让肯普再起草一个申请,他已经把他龟壳的半框眼镜戴上了,认真看着证人的名单。
“你的秘书。”他说,“我倒是不担心,原因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老实说,我担心的是雷蒙德。”
斯特恩说到这里,我倒是很吃惊。
“有些证人。”斯特恩解释道,“尼可是一定会让他们上庭的,无论他们对他多么不利。拉斯迪,你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比我更清楚。利普兰泽警官就是一个例子,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一天,莫尔托找他问话时,他就非常坦诚地说,是你让他不要去查你家的电话记录的。这一点对检方很有利,所以,无论利普兰泽上庭后说你多少好话,尼可也一定会让他上庭。而另一方面,雷蒙德作为证人,我认为,应该不是那种检方会很喜欢的证人。所有的陪审员都认识他,大家都很信任他,让他出庭作证检方冒着很大的风险,除非……”斯特恩停了下来,又拿起了自己的雪茄烟。
“除非什么?”我问,“除非他的证词是对我不利的?我不相信雷蒙德会对我落井下石。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再说,他能说些什么呢?”
“说什么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我猜,他是要去证明选举后那一天你在他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我原本以为,如果尼可非要挑一个证人的话,他会去找梅可,至少她过去这十二年来还不算是尽人皆知的大人物。但另一方面,如果雷蒙德作为尼可政治上的对手、作为你十几年来的好朋友和好上司,都站在了检方那边,那结果真是非常不乐观。你和我都知道,就是这种细微之处,才往往改变了一个案子的走向。”
我直直地盯着他,“我不这么认为。”
“我明白。”他说,“有可能你是对的。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地方,如果能知道雷蒙德会说出什么样的证词,那这些遗漏的地方可能就清楚了。不过。”斯特恩想了想,“雷蒙德会愿意见你吗?”
“为什么会不愿意?”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吧!他现在在哪里?”肯普想到了雷蒙德现在可能在的地方,包括六家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师联盟,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团体,这六家事务所是欧葛来迪事务所、斯坦伯格事务所、马可尼事务所、斯里波维奇事务所、杰克森事务所,还有琼斯事务所,“我们应该尽快和雷蒙德见一面。”
很奇怪,这是斯特恩第一次说到一件事让我既完全出乎意料,又无法不去思前想后。确实,自从四月的那一天我从雷蒙德的办公室走出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但他应该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需要操心:找新的工作,换新的办公室。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知道,如果我们联系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他的沉默,在我看来,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安全考虑。直到现在,连我都在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新检察官用来陷害我的一场阴谋,因为这确实很像莫尔托的作风。
“如果他已经打算让莫尔托上庭作证,那为什么还要叫雷蒙德呢?”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