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在风寒（第3/14页）

现任皇帝段兴智年号天定，号天定皇帝，即位已有两年，亦是碌碌无为，成天只向佛事，大理国内的军政大事均由相国高祥处置。不过高祥平时驻在善阐，代表其驻守大理都城阳苴咩的是其次子高言，挂大将军头衔，执掌重兵。

高言在大理国举足轻重，如此地位身份，却微服来到川东合州，与一个小小的中军都统制夜巡钓鱼城，自然是别有一番目的——蒙古灭金后，即倾尽全力进攻南宋，不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就连大汗窝阔台最宠爱的皇子曲出也死在了襄阳前线。原本蒙古人计划用斡腹奇计，迂回绕道西南，避开江淮正面战场，由川蜀进击。皇子阔端虽占领了蜀道天险，先后两度攻破成都，甚至俘杀了南宋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制置使陈隆之，势力深入蜀中，但却始终难以撕开川东的口子，秦巩豪族汪世显引蒙古军入蜀后，南宋朝廷已意识到蒙古人欲从侧翼进攻的企图，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四川重新部署防御，以固守长江上游，屏蔽下游，扭转自蒙宋开战以来的颓势。当时南宋声望最隆的名将当属孟珙，在荆襄和四川战区的抗蒙战争中成果卓著。然孟珙毕竟只有一人，分身乏术，宋理宗经过慎重考虑，命孟珙全力主持荆襄战区防务，又破格提拔了余玠，任命其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持工作。

余玠，字义夫，号樵隐，蕲州人。出身贫寒之家，少年时求学于白鹿洞书院。他性任侠，喜功名，好大言，常常在书院外的茶肆高谈阔论，议论朝政时事，为人侧目。茶肆主人怕惹来祸事，多次相劝，余玠不肯听。某日，二人终于起了争执，余玠愤怒之下将卖茶翁推倒，致其死命。

他见闹出了人命，急忙畏罪逃走，却因受官府通缉，无处容身，便干脆投笔从戎，投奔到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作《瑞鹤仙》词毛遂自荐：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

胸中恨谁省。

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

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

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

争忍。

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

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

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赵葵读到词后，很欣赏余玠的志向，遂留他在幕府作幕僚。余玠才干出众，很快因“明敏干炼”擢升为作监主簿。

端平三年（1236年），即蒙古军攻入四川腹心之地的这一年，余玠离开军中，回家乡奔丧守制，蕲州亦受到了蒙古人的进攻。余玠应地方官之召参加守城，以“弩火药箭”和“弓火药箭”等新式武器大败蒙古军。由于军功显赫，被迅疾起复，进官淮东制置司参议。未几，再进工部郎官。

蒙古军在南下反复受阻后，终于意识到水军的重要，亦在开封一带大造战船，训练水军。余玠率领一支精干水军潜入敌后，一举烧毁了蒙古军的造船设备，如此有勇有谋之举，令其名声大噪，迅疾升为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奉诏入觐，慷慨道：“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向宋理宗面陈“固本强边”二策：一是革除虚妄空谈之习，动员国人强边防敌；二是文武之士平等相待，一致抗蒙。

第一次入宫面圣，余玠便给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尤其他极力主张朝廷应该一改“重文轻武”的国策，重视武将，道：“如今称行武之人为粗人，斥责为‘哙伍’。希望陛下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所偏重。

有偏重则必会导致偏激。文武交相偏激，非国家福分。”由于外患严重，南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此议极符合时局需要，宋理宗称赞他所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

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军再度攻蜀，长驱入川，包围了南宋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壁不出。数日后，成都守将田世显开门投降，蒙古军突入城内，俘获陈隆之，押赴汉州，令其诏谕南宋汉州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手书“城破被执”四字，并呼谕王夔坚守，结果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家几百口都被蒙古军杀死。王夔率军驱赶火牛突围而走，汉州不攻自破，百姓惨遭蒙古军屠戮。其他各路蒙军四出抄掠，先后攻破西川地区嘉定、泸州、叙州等二十余城，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史称“西州之祸”。直至十一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古军方才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