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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司法委员会由同等人数的各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组成。因此,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召集全体成员举行一场电话会议。可是,拜尔斯仍能轻而易举地在周四结束以前办完此事。
我已经被逼到绝境了。如果我依然保持沉默,那么这件案子一定会被撤走,一切就都完了。可是,如果我对拜尔斯或吉思讲出实情,那么爱玛的命运就完全交到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手上了。且不说他们不知该从何找起,就算能很快理清头绪,他们也根本没法赶在绑匪得知我被撤换之前及时救出爱玛,除非有奇迹发生。
绝望。真正的绝望。
我不想干了。不想再做一个下达判决的法官了,不想再做一个患上癌症的妻子的丈夫了,不想再做一个女儿被绑架的可怜父亲了。
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我也许真的会退缩。但现实是,虽然吉思说他别无选择,但真正别无选择的人是我。他向我提供的所谓的“选择”根本毫无意义。一旦为人父母,就没有退缩的权利了。
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做,也没有想好该怎么说,我的手指就不由自主地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电话那头的人拥有权力、人脉以及助我摆脱困境的手段。
布雷克·富兰克林也许不会接我的电话,因为我在上一次通话中斥责他被巴纳比·罗伯茨买通了,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电话响了四声,正当我以为我只能给他留语音信息的时候,布雷克接起了电话。“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气喘吁吁的。
“喂,布雷克。我是斯科特。”
“嗯,我知道。稍等。”
我等了一下。他将手机捂在胸口,但我依然能听到有奇怪的声音传来,像是一些尖声的哀鸣,听不出来是人还是动物。然后,那些声音消失了。
“不好意思,”布雷克说,“我刚才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动物收容所。我的竞选运动策划人觉得这样会显得我形象更好,我跟他说如果我染上了跳蚤,他就得另寻东家了。唉,也罢,不谈这些了。怎么了?你该不会是打来问我有没有跟巴纳比·罗伯茨在电影院后排卿卿我我吧?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绝对不是我的菜。”
“不是,听着,关于那件事,我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为了这案子,你压力已经很大了,还得对付雅各布斯那个蠢货。我呢最近为了选举也忙得焦头烂额。你上回说的那些事儿都有理有据,但我并没有冷静下来好好跟你解释,反而变得非常防备,我也有不对。看来原告律师也不再吵着撤换你了,那就没必要重提旧事了。咱们都把这事儿忘了吧。”
这是典型的布雷克·富兰克林式的妥协。在熙熙攘攘的华盛顿,这种头脑冷静、客观理智的让步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当然,”我说,“谢谢你——”
“客气什么!咱最近可得见面好好聊聊。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现在我得先走一步,里头还有几只小狗翘首以盼地等着跟美国议员合影呢。”
“其实,我还有别的事要说。很重要的事。”
“哦?什么事?”
我尽量简洁地把我跟吉思的通话内容说了一遍,最后跟他强调了一下事态的紧急。
“哎哟,孩子,”等我说完以后,他说道,“你这是先捅了蜜蜂窝,然后又戳了那头等着吃蜂蜜的大黑熊啊!”
“没错,基本就是这么回事儿。”
“但是我有一点不懂。如果你放了那个斯卡夫朗,并不是因为这个橄榄球小子,那是为什么?”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布雷克,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不能告诉你。”
“不能,还是不想?”
“不能。我只能说现在的情况非常特殊、非常严重。”
“有多严重?”
“生死攸关。”
他没有说话,我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于是我补充道:“我说生死攸关,绝非夸张。这跟我的家庭有重大关系,但我不能再多说了。你一定要相信我。”
尽管我们只是在通电话,但我能想象出布雷克现在思考问题的样子。他很可能正在用手摸着自己那浓密的灰色头发,目光出神地看着远方。每当他陷入沉思时,都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