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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他最成功的一项专利是一种酶，可用于生产低致敏性的婴儿食品。只是这笔生意在两年前就没得赚了。那家一直为这项专利掏腰包的公司已经跑去购买另一种酶了。

不过，当他正忙着寻找下一个发财机会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坐拥一棵硕大的摇钱树了。早在六年前，他就曾经折腾过PCSK9蛋白质。他推测PCSK9跟糖尿病有关，于是草草地弄了个PCSK9抑制剂出来，并且赶紧申请了专利。结果后来发现，他提出的PCSK9跟糖尿病有关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就把这事儿抛在脑后了。直到几年前，各大制药公司纷纷在PCSK9抑制剂的研发上狠下重金，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层出不穷，他才又记起了这回事儿。

他本可以站出来，当即宣布自己才是这场角逐的胜利者。但是，帕尔格拉夫知道，从市场角度来看，他的PCSK9抑制剂不够切实可行。他并不知道要如何大量生产这种抑制剂，而且，他的抑制剂不能口服，必须直接注射到血液中。不过，他有专利权，可以证明自己是第一个发明PCSK9抑制剂的人。因此，他只要耐心地等待就行了，哪个公司先将PCSK9抑制剂投入临床试验，他就起诉哪个公司。

根据专利权法，你原本打算将自己的发明用于何种用途，并不要紧。如果你发明了一种网，本来想用它抓蝴蝶，结果有人想用它来捕鱼，那么专利权依然属于你。等到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开展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大规模药物试验，也是取得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许可前的最后一步——他就立马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在这篇报道文章的中间，放了一张丹尼·帕尔格拉夫的照片。他戴着一副约翰·列侬[8]式的圆形眼镜，眺望着远方。灰色的长发扎成了一条马尾，胡子一直垂到胸前，圆鼓鼓的肚子向外凸着。

撰写报道的记者没有采访到帕尔格拉夫，不过，文中提到了他的律师罗兰德·希曼斯的回应。这名律师是“克兰斯顿与希曼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位于切萨皮克[9]，主攻专利法领域的案件，麾下约有五十位律师。他们负责的案子多数都在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法庭审理，因为这里素来有“办案神速”的美名。专利权案是颇重时效性的，原告往往都希望能尽快得到结果。

“帕尔格拉夫先生的重大发现能帮助数以千万计的人摆脱心脏病的威胁，对此我们深感欣慰。”希曼斯说，“但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完全无视此药是由帕尔格拉夫先生率先发现的事实，在尚未取得专利使用权之前，他们无权擅自将此药推向市场。”

《纽约时报》也没有采访到阿波提根的首席执行官。不过，文中援引了该公司新闻发言人的话：“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强烈谴责对本公司的专利侵权指控，并将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恶意诬告，绝不接受谈判协商或庭外和解。”

这篇报道到此就结束了，但我的目光还停留在最后这段话上，反复咀嚼其中的含义。

绝不接受谈判协商或庭外和解。

因此，有人便采取了绑架孩子这种极端的手段。他们心里清楚，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确保自己得到想要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狂风骤雨般的现实扑面而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这是一桩大案子，牵涉数十亿美元，而且还与心脏病治疗的未来息息相关。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诉讼案。

从投机取巧的小网站到大型主流报社，大批的新闻媒体都将时刻关注着案件的进展。全美国都在看着，全世界都在盯着。这群观众，人数众多。他们都期望我做一个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沉着冷静的裁决人，一个法律权威的象征，一个掌控全局的“尊敬的法官大人”。

然而，我什么都掌控不了。绑匪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才是掌控一切的人，就连我的头发往哪边梳，都由他们说了算。即便他们让我光着身子不穿衣服上法庭，我也得照办不误。我只是个木偶，被看不见的手用无形的线牵制着。而且，如果我在执行命令上出现了哪怕一丁点儿差池，付出的代价就有可能是我女儿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