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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恳求当时认识的一位美军军官，让他把我带到了洛杉矶。然后又在他的帮助下，我安装上了最好的假肢。

“但是当时的假肢比起现在的来差得远，根本无法用它走路，顶多只能拄着拐杖站会儿而已。而且，一条腿装假肢倒还好点儿，我却得装两条腿。因此我主要还是依靠坐轮椅生活。作为一个残疾人想在洛杉矶找份工作根本不可能，只要是坐轮椅能干的活，我什么都肯做。回忆起那段经历能让我掉眼泪，因此我根本不想再提了。

“不过，美国的医疗技术发展十分惊人，八十年代后期，我的两条假肢上安装上了微型计算机后，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有了它，隔了五十年后我终于在这个岁数时又能和人交往了。可是从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一直都在轮椅上度过的。

“让我难忘的是，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在米高梅公司的摄影棚里居然碰见了鸿元盛的拉尔夫。那天我正在音乐剧《上流社会》的室外布景地忙着，当时还很流行舞蹈电影，当年那位上海第一舞蹈高手的少年拉尔夫，现在已经成了好莱坞顶尖的舞蹈设计师了。见到他前，我最后和他见面是在一九四一年，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当年他刚满二十岁，那时金发的瘦削的青年如今已经变成肥胖的中年男子了。

“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现在他因为上了年纪的原因，已经看不出年轻时候的凶残样子了，可是刚碰见他时，他的眼里偶尔还会露出少年时代的残忍的眼光。我向周围的人打听过他以前的经历，确定他就是鸿元盛的拉尔夫。是的，就是他。当然，他已经改名为拉里·霍华德了。

“不可思议的是，拉里并不知道我就是当年那个玉林。他一点儿都没有认出，我就是那个被他切断双腿、割掉生殖器，尝遍世上最大痛苦和屈辱的那位中国少年。

“对我来说，这才是给我的最沉重的打击。难道我连相貌都变得让人认不出了？部分原因也许在于这些年我经历了数倍于常人的人生苦难，但我知道，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这里。那是因为我被他们强行阉割后，已经变得不男不女了，我少年时的长相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才使他即使近在眼前也认不出来。短短十四年里，我已经变得像另一个人了。

“从《上海莉露》和《生死恋》两部电影开始，那时美国电影里开始流行在剧情中加进点中国风情以吸引观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此我和拉里一起共事的机会也渐渐多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拉里愿意主动接近我，他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对中国很熟悉，是在上海出生和长大的。’这些废话他不说我也知道。当他问我是哪里人时，我连想也不想就告诉他我出生在香港。从此以后，大家都认为我是出身香港的化妆师。其实这样说对我的事业倒有利，因为那时香港的武侠片很有名。

“在周围的人看来，我和拉里都算是成功人士了。在那个年代，只要能和好莱坞电影扯上点关系，就能混得不错了。我们俩都在比佛利山买了房子。我是中国人，想在比佛利山买房很困难，幸亏拉里多方帮忙才买到手。当时我也曾暗暗怀疑过，难道拉里知道我是谁，而想对我赎罪吗？其实不然，他已经彻底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也许在他的记忆中，在我身上干下的坏事只算是小菜一碟，就和折断蚱蜢的几只腿，揪掉知了的翅膀差不多而已吧。

“我也希望事实仅止于此，因为我本身比谁都想忘掉对拉里的仇恨。他真的对我很好，不仅只是外人看来感情很好，实际上也确实关系很亲近。我也愿意从心里信任他、依靠他，多希望我们俩之间没有过当年那段事啊……

“但是，我被施予改造的内容太残忍了。我不能走路，这就已经够痛苦了，但更让人难受的是，我既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但我恰恰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拉里娶了个漂亮老婆，一家子过得很如意。但我无法生育，只能领养了个养子。

“最难受的是上厕所，每次解小便时很自然地就恨起拉里来。有些事我不愿讲，但中国有句侮辱人的话，叫‘太监的裤裆——要啥没啥’。一出生就是女人还无所谓，本来是个男人，却被切掉阳根，小便时很容易漏得到处都是。我每回解手都得特别小心，受了多大罪一般人根本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