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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罗伯特相信因果报应。他可能不会完全认同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古代领袖——译者注）的看法——并不总是能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他绝对同意吉尔伯特的说法：量罪判刑。他当然也不相信只要向牧师忏悔并保证改过自新，就能让罪犯变成值得尊重的公民。“真正的罪犯，”他记起某天晚上，凯文对刑事改革长篇大论之后说的话，“有两个亘古不变的特质，也正是这两个特质让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那就是极度的爱慕虚荣和绝对的自私。二者不可分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们的皮肤肌理之中。你也许会说这就像‘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那样荒谬。”

“但是，”有人提出反对，“也有一些爱慕虚荣和绝对自私的人并不是罪犯。”

“那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把银行当成牺牲品，”凯文指出，“多少书籍史料都尝试给罪犯下定义，但其实它的定义非常简单。罪犯就是将个人直接需求的满足当作行为动机的人。你无法纠正他的利己主义，但你可以让他认识到放纵于利己主义的后果是不值得的，或者一点儿都不值得。”

罗伯特记得，凯文关于监狱改革的想法，就是将罪犯放逐到一个刑事罪犯殖民地——一个孤岛社区，在那里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凯文认为，这不是为了让囚犯受益而进行的改革，这会让看守有更好的生活，让这个拥挤的小岛，有更多的空间为善良的公民建房子和花园；更何况，大多数罪犯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就是辛苦劳动，所以这会比现行刑罚更具威慑力，在凯文看来，现行刑罚并不比三流公共学校的惩罚性好到哪里去。

看着被告席上的那两人，罗伯特想到在“糟糕的旧时代”，只有犯罪的人才会戴上枷锁示众。而如今，却是将未经审判的人押来示众，而真正的罪犯却直接隐藏到安全的阴影区。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夏普老太太戴着一顶黑色缎面平顶帽——就是《早间话题》报道她们事件的那天早上，她出现在他办公室时戴的那顶帽子——看上去深具学术气质、令人尊敬，但总感觉有些奇怪。玛丽恩也戴着一顶帽子——他猜想，那并不是出于尊重法庭，而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遭受那些公众注视的目光。那是一顶短檐乡村毛毡帽，其传统的款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她平日自行其是的气质，将她黑色的头发隐藏了起来，在那双明亮的眼睛上投下一圈阴影，她看上去就跟平日在户外暴晒的女人一样黝黑。尽管罗伯特很喜欢她那乌黑的头发和明亮的双眼，但他认为今天她应该看上去尽可能的“普通”，这对她们来说是件好事，那些充满敌意的家伙可能会因此减轻对她们的折磨。

接着，他看到了贝蒂·凯恩。

记者席上一片骚动，罗伯特知道她出庭了。通常记者席上只是常驻两个无聊的报道实习生：一个来自《米尔福德广告人》（每周五发行一次），另一个联合代表了《诺顿快报》（每周二和周五发行）与《拉伯洛时报》以及支持这些报刊的其他人。然而，今天的记者席却坐满了人，而且并非是一些年轻无聊的面孔，这些人早已蓄势待发，随时准备享受这场法庭盛宴。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为贝蒂·凯恩而来。

从上次看到她身穿深蓝色校服站在法兰柴思的起居室之后，罗伯特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而现在他又再一次为她的青春年少和单纯无辜感到惊讶。自从第一次看到她，接下来的几周里她在他脑海中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把她视为堕落邪恶的东西，并认为是她造谣惑众将两个无辜的人送上被告席。而此时此刻，再次亲眼看到贝蒂·凯恩本人，罗伯特很是疑惑不解。他知道这个女孩跟他脑海中的怪物是同一个人，但同时又很难相信。而如果他——自认为现在非常清楚贝蒂·凯恩的真实面目——在当面看到她时，都会有那样的反应，那么等到案件受理时，她这副小女孩般单纯的魅力对那些善良的人们以及事情的真相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她今天穿的是便装，不是校服。一套云彩蓝的休闲装，让人联想到乡间田野的蓝色勿忘我小花、森林深处的袅袅炊烟、明丽素雅的风信子以及远方美好的夏日，那是小心计划过可以迷惑清醒冷静之人判断力的一身装扮。她那顶款式清纯简单又显示家教良好的帽子微微向后戴着，露出迷人的双眉以及那双相距很远的大眼睛。甚至都没有细想，罗伯特就认为韦恩太太没有蓄意为今天的场合给她设计这身装扮，但又恨恨地意识到，如果她整夜不睡来设计今天的着装，恐怕会有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