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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他住下了，”霍莉说，挺直背，“我们毕竟是家人。”

她没提起布里塔妮的指控。霍莉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饱含深情的亲人，慈爱的妹妹。她的言辞明显过于夸张，但罗宾早就明白，最荒诞的谎言里，往往也藏有几分真实。

她不知道霍莉是否了解那些虐待儿童的指控。事情发生在德国，诺尔最终也并未获刑。可是，布罗克班克如果真的大脑受损伤，是否还能保持警惕，对自己屈辱退伍的原因缄口不提？他如果真的清白无辜、身心受创，难道不会滔滔不绝地抱怨起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待遇吗？

罗宾给霍莉买了第三杯酒，巧妙地转移话题，让霍莉谈诺尔回家后的样子。

“他变了个人。老是抽风，癫痫。吃一堆药。我刚卸下照顾继父的担子——他中风了——紧接着诺尔就回来了，抽搐个不停，我……”

霍莉用啤酒堵住后面的话。

“那一定很辛苦，”罗宾说，在小本子里写着笔记，“他有哪些行为困难？大家都说那些问题最难处理。”

“是啊，”霍莉说，“嗯。他的脑子被人从头骨里踢出来，脾气倒是好多了。他以前把家里砸烂过两次，老是冲我大吼大叫。

“他现在出名了，你知道吗？”霍莉阴沉地说。

“抱歉？”罗宾没听懂。

“揍他的那玩意！”

“那玩——”

“他妈的科莫兰·斯特莱克！”

“哦，是啊，”罗宾说，“我听说过他。”

“就是他！当上他妈的私人侦探了，报纸上全是他！揍伤诺尔时还是他妈的军事警察……把他一辈子都他妈毁了……”

她嘟嘟囔囔地抱怨了一会儿。罗宾记着笔记，等待霍莉说起军事警察为什么要去找她兄弟，但她要么不知道，要么就是下了决心只字不提。罗宾唯一能确定的是，诺尔·布罗克班克将自己的癫痫完全归咎于斯特莱克。

诺尔在她家住了将近一年。霍莉将这段日子描述得如同炼狱：在他眼里，双胞胎姐妹就是出气用的，他在她家肆意宣泄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他后来经巴罗的老朋友介绍，去曼彻斯特当了保镖。

“他已经恢复到可以工作了？”罗宾问。根据霍莉先前所言，诺尔已经失去自控力，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勃然大怒。

“嗯，他那时差不多好了，不喝酒，老实吃药就没事。我可一点也没想挽留他，他住在这儿，可把我累死了，”霍莉说，突然想起被伤者严重影响生活的亲人才有钱拿，“我得了恐慌症。我看过医生了，病历里写着呢。”

在接下来十分钟里，霍莉不停地说，她兄弟的行为是多么影响她的生活。罗宾严肃而同情地点着头，不时插上一句鼓励：“嗯，其他家属也这么说。”“哦，没错，这一点在申诉时很重要。”她又给霍莉买了杯酒，后者听话地把酒接过去。

“我给你买一杯。”霍莉说，挣扎着想起身。

“不用，不用，这都包含在我们申诉的花销里。”罗宾说。她等着女招待倒好麦克文啤酒，看了手机一眼。马修又发来信息，罗宾没理他。斯特莱克也发来信息，她点开。

没事吧？

嗯，她回复。

“这么说，你兄弟在曼彻斯特？”她端着啤酒回到桌边，问霍莉。

“不在，”霍莉灌了一大口啤酒后说，“他被开除了。”

“哦，真的吗？”罗宾说，铅笔停在半空，“如果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我们可以帮他控告对方不正当解雇——”

“不是因为这个。”霍莉说。

她阴沉而紧绷的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仿佛暴雨云中的银色闪电。有什么东西要挣扎着破茧而出。

“他回来了，”霍莉说，“一切回到从前——”

暴力，狂怒，砸坏家具。然后他找了份新工作，去了马基特哈伯勒。对于工作内容，霍莉语焉不详地说是“保安”。

“后来他又回来了。”霍莉又说。罗宾的脉搏骤然加快。

“他现在在巴罗？”她问。

“不在。”霍莉说。她醉了，逐渐忘了自己该向律师兜售什么样的故事。“他就回来了两周，但我这次跟他说，他如果再来，我就要报警，于是他就彻底消失。我得去趟厕所，”霍莉说，“再抽一根。你抽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