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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哈斯勒给了布兰特一笔钱，在雷克曼斯沃斯附近乡间一个僻静的地方买了一幢小房子。他估算了一下让他生活得足够舒适要花多少钱，包括每天有一个女人上门给他做家务。为此哈斯勒增加了百分之十的费用。付了首期款，他承诺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付同样数量的钱。布兰特表示自己相当满意，发誓只要他能一直收到钱，就不会接近和骚扰哈斯勒。

当这些都安排好了，哈斯勒冷静地想，这是坏事，但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

哈斯勒和布兰特“和睦”相处了将近一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哈斯勒就把十张一英镑的钞票塞入一个廉价信封——那是每次专门为此事买的——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在一点半准时把信封放进一个事先指定的电话亭。那个时候布兰特总是在等电话。一人把信封藏在红色的电话号码本里，另一人及时找到。

但是，那一年还没结束，哈斯勒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布兰特提出了新要求。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用一种异常有教养的声音询问他们可以在何处见面。哈斯勒选定了北方大道上一处地方，然后开车去那里接布兰特。

布兰特在解释他的愿望时表现出一种嘲讽式的殷勤。他的态度表明他有把握得到他要求的。他觉得日子越来越沉闷，所以不太舒服。因为不再需要面对工作，他手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沉重。他想要一些钱来娱乐。不多——哈斯勒无须惊慌。只要一点点就能让他满意。布兰特的全部要求只是一周能去看两三次电影，偶尔坐公共汽车去旅行，在“绿山羊”酒吧里付自己的酒账或请请客。

对哈斯勒来说这额外的数目不值一提，但这事的本质困扰着他。他从未被勒索过，但他读过的所有相关的故事都强调对方的索求会不可避免地增长。那些在起初不起眼的请求，最后会膨胀为不可忍受的负担。

在每小时十英里的慢速行驶过程中，哈斯勒考虑他是否应该立即反抗。但是，他马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三点。第一点，他不可能真正地反抗。他只能虚张声势。如果让布兰特意识到自己在欺骗他——而他一定会的——那么自己就完了。他只能让步。这样他的状况会比现在更糟糕，因为他的弱点已经清楚地暴露了。

第二点，布兰特的要求还算克制。在这一点上布兰特不得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第三点，这个建议其实对自己是有利的。布兰特时间安排得越满，他的危险性就越低。他心满意足的时候会比无聊时少惹些麻烦。

哈斯勒决定，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为了一件小事去争斗，那自己就成了傻瓜。但是如果他准备做出让步，就必须做得有尊严，不能让布兰特觉得他可以对自己“收放自如”。哈斯勒继续降低车速，转过脸对着这个老头。

“对钱我不会在乎，”他高高兴兴地说，“我不觉得你的要求无理，我也不介意这样的小数目。但是我试着站在你的角度来看。我要是有你那么多的时间，就会去钓鱼。你觉得这怎么样？如果你喜欢，我来负责装备。”

布兰特很感激，虽然他总带着难看的嘲讽眼神。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与老朋友的关系如此令人满意。他不是、也不会成为钓鱼的人。如果他能得到他要求的两三样东西，就很满足了。

从这时开始，一个月十英镑变成了十四英镑。这个约定履行得很好，一直延续了六个月。之后，布兰特打电话要求再见面。

这个电话标志着哈斯勒真正麻烦的开始。要求的数目仍然很小：额外的一小笔二十英镑用于乘车去康沃旅行。哈斯勒给了，但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自己的钱不是白来的，布兰特一定别忘了他只能帮老朋友到一定程度。但布兰特反问，对一个像哈斯勒一样有钱的人而言二十英镑算得了什么呢？然后他讲了一大堆话，说为了保持现有的地位，一年付几百英镑给老朋友也是值得的。

四个月后要求又来了：从一个月十四英镑涨到二十英镑。这次的要求以一种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并且也没花工夫找什么理由。布兰特只是说他发现这么少的钱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