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第8/10页）

署长吸着烟陷入沉思，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你说过验尸官有些意见？”最后他说。

“是的，先生。他假设凶手开枪后立刻跑出了走廊一侧的一扇门——有可能是最后一扇——从那里爬到车厢外某个从窗户看不到的地方，等车停下时跳了下去。他设想了车顶、缓冲器⑴或者下面的台阶。乍看上去这好像有可能，我试着做了一些试验，但没什么用。车顶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弯度非常大，没有平坦的天窗，而且门上方也没有把手。缓冲器同样不可能，从最后一扇门把手到车厢外的缓冲器之间有七英尺二英寸的距离。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从一头跳到另一头，他走过脚踏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下面的台阶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它是分开的，每个门下面只有一个短的台阶，不像脚踏板是一块连续的整板，没有扶手的话没人能走过下面的台阶到达缓冲器。最后，无法想象什么人明知只要碰到月台就会被扫下火车还硬要爬到那儿去。”

“那就是说，警长，你觉得凶手作案的时候在车厢，搜查的时候不在，可又不是停车的时候跑掉的？我觉得这不可能。”

“我知道，先生。非常抱歉，但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困难。”

署长拍了拍下属的肩膀。

“没关系，”他和蔼地说，“真的没事。你再试试，重新想想，我也再想想。明天你再来找我。”

这番谈话确实恰当地为这个案子作了总结，再也没有任何人带来任何灵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新的线索出现，人们的兴趣也逐渐开始减弱。最后，它在新伦敦警署年报中一长串破不了的案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现在，我，一个毫无名气的医生，因为前面提到的机会了解到这桩神秘命案的谜底。案件本身和我没有联系，刚刚描述的细节都是从当时的官方报告中看到的。作为对我提供信息的补偿，我有幸看到了那些报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劳累了一天后非常疲惫地回到家里，刚刚点着一支烟，就接到一个紧急命令，要求赶到我行医地区附近村子的一家大旅馆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路口跟一辆汽车相撞，伤势很严重。我扫了他一眼就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事实上，他的生命大概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很冷静地询问自己的情况。我按照行业惯例回答了他，并且询问他要不要找什么人来。他直视着我说道：“医生，我想讲一件事。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在我活着的时候替我保密，死后再通知当局和公众吗？”

“噢，当然可以，”我回答说，“但我是不是应该为你请个朋友或牧师来？”

“不，”他说，“我没有朋友，也不需要牧师。你看上去像个可靠的人，我宁愿告诉你。”

我鞠了一躬，把他放得尽量舒服些。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用一种缓慢的近乎耳语的声音。

“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得简要一点。你记得几年前有个霍雷肖·卢埃林夫妇被杀的案子吗？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列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案发地距卡莱尔南部约五十英里。”

我依稀记得这个案子。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报纸上这样说的，是吗？”我问。

“就是它，”他回答道，“他们从来没有破解这个谜团，也没抓到凶手。但是凶手现在就要为此得到报应了。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说话时的冷静和深思熟虑让我有点儿毛骨悚然。但想到他一边与死亡做斗争一边招供，不管我感觉如何，我的职责就是不失时机地倾听并记录下来。我坐了下来，用尽量轻柔的语气说道：“我会认真记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在你希望的时间通知警方。”

他本来不安的眼神变得欣慰。

“谢谢你。我会尽快。我叫休伯特·布莱克，住在霍夫市韦斯特伯里花园二十四号。十年零两个月前我住在布拉德福德，在那里我结识了天底下最迷人的好姑娘——格拉迪丝·温特沃思小姐。我很穷，她很有钱。我对追求她一点儿没有信心，但是她鼓励了我，直到我勇往直前地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我，但要我答应她一个条件：我们的婚约需要保密一段时间。我是那么为她着迷，她提出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我高兴得都有些不理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