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9页）

打电话的是基地值班室的一个值班参谋。他也是睡梦中被下面一级的值班员电话打醒的，人还没新鲜过来，脑子还迷迷瞪瞪的，来不及把下面报告上来的情况拟成完整的句子，马上向当班的首长报告了。尽管马邑龙没怎么听明白他说什么，但关键的词句都有了，也听清了，再加上他的判断，大概的内容已掌握住了。他十分冷静地又询问了值班员几个重要问题，其一，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是，部队有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对方回答：暂……暂时没有。他稍微松口气。然后，又镇静自若地给值班员下达一、二、三条命令，要他马上打电话通知各单位去落实。

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吐了一口气，又拿起电话。他这是打给于发昌、吕其等人的，内容和通话时间都简短得不能再简短。准备出门时，他听到不远处警卫连、汽车连紧急集合的哨声骤然响起，短而急促的哨声，划破厚厚的雨幕，刺痛那些正沉睡着的耳鼓，就像八分钟前那个电话铃声刺痛他的耳鼓一样。他重重地在自己腿上砸了一拳，对自己说，你该镇定一些，再镇定一些，后面不知有多少事等着你去处理呢！

两分钟后，他坐上车，“进沟”去了。

五

发射场区那一片统称为“沟”。“进沟”是从基地机关办公地点、生活区，人们也叫它首区进到山里面，也就是发射场那一片。“沟”和“沟外”的界线从那条叫安分河开始划分。只要跨上架在安分河上的“长征桥”，就算是进入基地的专用通道，里面那一大片，统称为“沟里”。

“长征桥”，是基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这里安营扎寨后干起来的头号工程。据说，老一代创业者把大桥看成是他们心中的发射塔架。马邑龙没赶上那个热火朝天建设基地的年代。他1975年从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毕业后，才参军入伍。那年，他24岁。当时，基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他一到基地就被分到机关业务处任参谋，享受副连级待遇。但有规定，“学生兵”进机关要去基层连队锻炼一年。他便下放到“沟里”发射站地面营“当兵”锻炼。那可是真正的叫锻炼，发射场区的建设正轰轰烈烈，没有一天嘴里不填满泥土，没有一天浑身不感到筋骨酸痛的，好在他有本钱，年富力强，累趴下了，睡一觉力气又回来了，整个一条累不垮的汉子。他对“沟里”的感情就那时候渐渐培养的，就像对养育他的故乡一样亲。他一直把出生地当成他的故乡。那里也是一片山沟，它靠近云南大理，是一家兵工厂。他的父母都是建设三线时从部队转业直接搬迁过去的老革命。那家工厂，也是军事化管理，上下班全都吹军号。但工厂里的工人不是军人，是一批“土八路”。在当时，他们这批爱穿军装的孩子们，都这么称呼自己的父辈。在他们眼里，只有军代表是真正的军人。所以，他那时候就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像那些军代表一样，当一回“正规军”。这不，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就像那座发射塔架一样，认准一个地，一蹲就是几十年，没挪过窝，看来以后也挪不了了，一辈子就扎在这里了……前妻凌立最想不通的就是这一点，说他整个是一座水泥建筑，几十年都不带动一动的。其实，他自己有时也觉得好像是在跟谁较劲。

跟谁较劲？

应该说，跟自己，也跟别人。别人是谁？每每想到这里，那位外国人，瘦高的影子，便会浮上脑际。是白人，瘦高个，栗色的头发灰蓝的眼睛，高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没边的眼镜，眉宇间总是透着一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派头。他是一位航天专家，来自号称世界卫星之父的那家公司。第一次见面是基地刚刚揭开神秘的面纱对外开放的时候。基地一对外开放，自然引起国外同行的浓厚兴趣。那次，他们是前来基地参观考察。当时，马邑龙的职务是发射站的总师，也是接待外国专家组的成员。

那时候，新的发射工位正在建设中，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外国专家的参观团一边看一边提问。这位灰蓝色眼睛，问马邑龙工期多长时间完成。马邑龙告诉他两年。两年？他先是一愣，马上耸耸肩摇着头表示完全不相信：NO！NO！NO！伸出毛茸茸的三个指头：三年！用你们现在的手段三年时间建成一个像样的发射场，已经是奇迹了，除非上帝像关照我们一样关照你们，但上帝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完，还哈哈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