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时间计量与对时间的理解（第2/4页）

历法初步成熟有两个公认的标志：四分历的发明和默冬周期的发现。所谓四分历，即使用365.25日为历年平均长度；默冬周期则指阴阳合历中采用19年7闰的置闰周期。掌握了这二者，说明对年日关系、年月关系分别形成了较精确的掌握。欧亚大陆各主要古文明对这两者的发现时间大多在伯仲之间。我国对四分历的使用大概始于战国初年，比古埃及明显要晚；而对默冬周期的发现约在春秋后期，比正牌的古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公布其周期还早一百多年，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阴阳合历已经发展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历法只反映一日以上时间的计量，而在历史上，对一日以内时间段进行的计量日益重要。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日内计量也已有发展，史载齐国名将司马穰苴曾在军营中“立表下漏”，是为我国日内计时之滥觞。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在孟尝君鸡鸣狗盗逃出秦国的故事中，函谷关仍在用鸡鸣报晓的方式报时，说明当年即便在边防重镇，日内计时的传统仍欠发达。我国日内计时真正的繁盛大致始于秦始皇时期，成于汉武帝时期，这时将全天分为百刻的时制开始行用。

如此细密的计时方式必然依托于精准的技术，不过关于汉代采用何种具体计时仪器仍然是一个谜。日晷逢黑夜、阴雨便无法使用，故而将全天进行划分的时制必然要依托人为制造的往复式仪器——也就是古人称的“漏”——来实现。“漏”与我们现代人所用的钟表同属于守时器，其计时起点需根据天文现象给出，不能独立计时，正如我们买来钟表时首先需要调表一样，其实它们只是用于保存天文方法得到的时刻。所以“漏”在正常使用时，需能预测天文时间的到来，如在古代，经常面对的问题是预测第二天天明的时间，这就要求“漏”至少应实现24小时的连续运转。而这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实现，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我国到唐宋时期，水漏历经改进，逐渐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汉代水漏究竟能否实现高精度的守时，具体采用何种结构，这些都还存在不少争议。不过可以肯定，正是秦汉时期出现的高精度守时器确保了我国使用昼夜均分时制的传统，而在西方，直至中世纪后期机械钟在市镇中普及之前，长期行用的都是将昼夜各自加以分割的时制，相较而言，无疑我国的时制传统更为现代，也更加均匀，便于精准的时间计算。

精准的时间计量在古代无疑属高端传统，主要存在于宫廷和大城市，并非随处可得。因而我国古代也有将精准的时间信息进行播报的传统。三国时期，魏国的田豫曾以“钟鸣漏尽”之语来表示年龄到了应该功成身退，这说明当时用漏守时、用钟报时已经成为较常见的行为。至唐宋时期，地方已经多在城市中心的谯楼设置钟鼓进行报时，而至明清时期，地方司时系统已经普及到了很多县城。这说明古代中国的精准时间计量并非空中楼阁，地方上尤其在市镇中，日内计时传统仍广有影响。明清小说中常出现的“某牌时分”是其一个表现，“某牌”是指官方挂在鼓楼等显要位置的时辰牌，管理者会依照时辰进行更换。

对时间计量信息进行普及是历朝统治者着力的对象，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历朝都十分重视历书的颁行。这是因为时间计量的进步与公共化会有利于社会行为同步化的实现，这不但是由于传统的与天运相符的追求，也来自于实际的政治需要。近代以来钟表大普及的背后就在于不少权势人物在积极推动，因为这会使集体行为更有效率，《红楼梦》中对王熙凤打理宁国府时曾有一段经典描述，其中，王熙凤直言，随她做事都应随身带时辰表。追求发展时间计量的政治取向一直是使我国时间计量蓬勃发展的强力动因，例如我国古代曾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水运浑象，可自动计时、报时，堪称近代机械钟的祖先，这些大型时间仪器的制造成本不小，社会之所以会如此投入，显然背后有我国传统政治观念的推动。此外，与此相关的天学、宗教观念也是推进时间计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军事、航海的实际需要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