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塞缪尔·德拉尼小传 Profile: Samuel R. Delany（第3/6页）

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德拉尼的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更有进步。在出版《巴比伦17号》和《爱因斯坦交叉点》时，王牌图书公司采用了正常的单行本小说装订形式，这两本书也分别获得了当年的星云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读过德拉尼的纯科幻小说的读者来说，我们推荐他们先从《新星》读起，还有他在同时期创作的短篇故事，收录在《好的，蛾摩拉》（Aye, and Gomarrah）。德拉尼带着《新星》转投“双日”图书公司，这是一家值得尊敬的主流出版商。他第一次出版了精装书，并且将大量小说写作手法引入科幻文学，巧妙地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推想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的作者）、圣杯和塔罗牌的典故相融合，同时用种族混血的角色不经意地挑战着当时美国普遍流行的偏见。

也许《新星》最初的理念是，人类或许可以与机器相融合，从而摆脱工业化流水线上让人麻木的重复劳动。因此，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驾驶飞船的方式是把自己接入计算机，从而让自己实际上成为赛博格，通过活动肌肉来控制星际飞船巨大的副翼。矿物也用同样直接的方式开采出来：工人用一只脚把原材料踢进工厂，用他的双手来搬动和组装产品，再用另一只脚把完成的产品踢出去。不仅如此，这些技能还可以转移，工人在不同工种之间可以轻易变换。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提醒德拉尼，有些工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机器–人类共生的水平，不过，他们似乎变得比以往更麻木了。他是不是低估了工人拥有生产工具的重要性？

德拉尼的回答简明扼要，他说：“也许吧。”

在第一次赢得星云奖三个月后，也就是“双日”图书公司买下《新星》五个月后，德拉尼把这部小说交给了约翰·坎贝尔，希望进行连载。在1937年坎贝尔成为《惊奇》和《类似体》杂志的编辑之前，美国科幻小说还只是一种低级的地摊文学，在让美国科幻小说摆脱这一地位的过程中，坎贝尔产生过无与伦比的影响。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坎贝尔和科幻杂志的瞩目形象都已经暗淡了。可是尽管如此，一本科幻小说最有利可图的发展套路仍然是先在杂志上连载，因为科幻杂志的发行量仍然很高，尤其是，如果杂志由康泰纳仕（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国际期刊出版集团。旗下众多出版物中，包括《纽约客》《名利场》《诱惑》《时尚》《GQ》《现代新娘》等知名杂志）发行，《类似体》就是如此，足以支付对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版税税率，比杂志低的是精装书，更低的是大众市场平装书。如果走这个途径，一个科幻作家一年写一本小说，或者每两年写三本——就像德拉尼当时那样，这个作家就能把年收入提高到一个虽然比较低，但是足够生活的五位数水平。

这就是德拉尼曾经想象自己会走上的专业之路。然而，坎贝尔拒绝了《新星》。他告诉德拉尼的经纪人说，他喜欢这部小说，但觉得他的读者群可能不会对一个有色人种主角产生共鸣。考虑到坎贝尔已经连载过三本白人作家创作、讲述有色人种主角给未来非洲上彼此交战的部落带来秩序的小说，他的这套说辞显然非常虚假。坎贝尔的言下之意是，科幻小说可以以有色人种为故事主角，但不能由有色人种来创作。这显然表达得非常清楚。

在科幻圈子里，德拉尼与之斗争的、让人恶心的人物不光是坎贝尔一个人。有个科幻小说评论家称德拉尼是“快乐的黑鬼”，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人总是注意到他是个黑人，虽然未必都是恶意，但不论怎样都很让人不悦。

德拉尼认定，他曾经幻想走上的那条专业道路，或许根本走不通。这样一来，他就索性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当时就知道，我将来要写的东西，会更有争议性。”

回头来看，这番话听起来相当冷静。可是整整六个月里，德拉尼都没有写作，反而重新玩起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玩过的民谣乐来，机缘巧合，他还在格林威治村和鲍勃·迪伦同台演出过，作为迪伦的暖场节目。然后，一旦他重新开始写作，那就不再是从前那种科幻小说了。时隔半个世纪，我们旁敲侧击地问德拉尼愿不愿意谈一谈，坎贝尔的种族主义言论影响了他的生计，他当时是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