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脑电波受害者（第4/6页）

我害怕见到乌仁哈沁，害怕她再次告密，又暗自希望见到她，但是她并没有再出现。我害怕所有的人，怕他们告密，因此不跟任何人接触。我也害怕羊群告密，时常会用套马杆痛打它们。害怕我的赤兔马告密，我用套马杆套住它的头，四面八方乱拽，威胁它：要是再敢当告密者，我就这样勒死它。

但是，他们搜集我的脑电波，勘察我的思想，甚至控制我的思想、我的身体，让我整日梦魇，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

“受迫害妄想症，那位年轻的军师应该接受治疗了。”司空炬心想。而王是非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知道，金属网是可以屏蔽电波的，于是找来各种金属丝，编织了一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在物理学上，这叫法拉第笼。草原上要找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因此，我的帽子也显得很是五彩斑斓：有铁丝、铜丝，有铅灰色也有亮橙色，有长有短。

不过，这顶帽子也并没能救我。他们的仪器功率太强大了，我依然时时刻刻感受到身体的异常和大脑的疼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能察觉到仪器勘察我脑电波时引起的一圈一圈的震荡。

我决定逃离。

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北，进入蒙古国境内，那算是真正的投敌叛国了；二是向南，到山西去拜母亲的坟。但到了蒙古国语言不通，如何谋生实在是个问题，我没有成算，最终还是决定向南，希望能通过这一次逃亡见到父亲，并且摆脱脑电波仪器对我的监视和控制。

我在中国地图上先研究了路线。从东乌旗贺斯格乌牧场到锡林郭勒盟驻地锡林浩特市，要两三百千米，再一路向南，经元上都遗址，从张家口进入河北，进入山西后，经五台山、娘子关，到达父亲下放所在地——山西省榆社县讲堂公社将军墓村，有三千里路。按平均每天走五十里的速度，得两个月。

为了这次出逃，我做了精心的准备，配备了军用水壶、手电筒以及防身用的杀羊尖刀。并拿出所有财产，跟牧民交换，弄了几十斤面粉，全部做成了馍。为了便于保存，这些馍都被烘烤得很干。出逃前的那个夜晚，我偷杀了一只自己看管的羊，饱餐了一顿。反正豁出去了。

当然，我没有忘记他们的脑电波监控仪。那顶金属丝编制的帽子屏蔽效果不好，我也找到了替代品——小土坯房里那口煮食的铁锅。我用两根鞋带，拴在锅耳朵上，再在自己的下巴上系紧。上路前，我对着夜空狂笑：这么厚的铁锅，看你们还能侦察我的脑电波吗？

“你成铁帽子王了。”司空炬开了个玩笑。

“那是真正的社会底层的贱民。”军师叹息了一声，“这副尊容，我后来读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像一个侠客。当时，心中也确有侠客的悲凉。要是碰上有人拦截我的话，那把杀羊尖刀真会捅下去。”

这模样上路，当然要避开世人，所以我时常昼伏夜行。即使白天要赶路，也尽可能小心，不让人发现。山坳、沟边都是我睡觉的地方，真正的地为床、天为被。好在那时是夏天，不然我已被冻死好几十回了。

无论如何，能够活着见到父亲都是一个奇迹。一路上，我挨过饿、生过病，甚至在内蒙和河北的交界处遇到过掉队的独狼。我拔出尖刀，瞪着血红的眼，跟它对峙。我甚至希望它扑上来：要是我杀了它，狼血、狼肉会给我充沛的体力，支撑我见到父亲；要是它杀了我，那也好，一了百了，再也不必害怕有人能监控我的脑电波了。

等我终于见到父亲时，他认不出我了。但我能认得出他，虽然他基本上变成了山西老农民的模样，但那双眼睛还没有变，依然有教授的智慧在里面闪烁。当父亲终于叫出我名字的时候，我两腿一软，倒在地上。

阶级斗争那根弦，在这里同样也绷着，但毕竟是在偏远山区，也许绷得没那么紧，跟边境上的内蒙古牧场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里是父亲的老家，乡民们还记得我爷爷当年的厚道。没人去告发我，这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

我没有条件进精神病医院，但这样也好，真要留下了住精神病院的记录，我后来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了。父亲用物理学家的专业知识，告诉我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脑电波监控仪的制造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真有这种仪器，也最多能监测到电压有多少伏特，电流有多少赫兹，而仅仅靠电压和电流就能搞懂人的思想，纯属妄想。